2007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到底有没有过去？如果没有过去现在正处于哪个阶段？这场危机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会产生哪些影响？我国在这场危机之中是否有崛起的可能？针对这些问题，新华网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...
2007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到底有没有过去？如果没有过去现在正处于哪个阶段？这场危机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会产生哪些影响？我国在这场危机之中是否有崛起的可能？针对这些问题，新华网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，他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。
经济危机没有过去 仅是步入新的阶段
“经济危机并没有过去，虽然从去年开始，很多国内外的专家认为：经济危机已经过去，并且经济已经开始恢复。国外的政治家是因为选民的需要，会不断地强调经济形势不错。但我们不能如此乐观，人云亦云。必须对经济危机有一个比较正确地判断，我们认为危机确实是在好转，但是并没有过去，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”
李扬认为经济危机进入新阶段原因有三方面：第一个原因是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扭曲。发展方式的扭曲问题表现为过度的依赖消费，对比中国是过度的依赖投资和出口。在收入的范围内消费还无可厚非，但发达经济体已经超出了收入的能力进行消费，于是就要借债。
这次危机是债务危机，这个债务危机的实体经济根源是人们的过度消费。企业、居民、政府都过度消费，都预支了自己的未来。发达经济体由于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特殊地位，才使得过度消费对全球都产生了影响。所以才会因为美元出现问题，我国的储备就出现了问题。
以上是发展方式问题，它的经济结构是高端服务业，在全球的分工体系之中，发达经济体用他们高端的服务业，特别是金融产品和我们这些中等收入国家来交换实体产品。但这种情况不能长期持续，我国也需要发展高端制造业，也需要发展高端服务业。当我们有这种诉求，并取得一定的进展之后，一定会对发达经济体产生冲击。所以危机出现的时候，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要让制造业重新回归，这也印证了危机还没有过去。
第二个原因是发达经济体的财政问题。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借债过多，但在解救经济危机的过程中，需要政府的支出，支出没有税收支持，就需要借债。导致危机的因素这几年已经恶化了，怎么能说危机过去了呢？
第三个原因是发达经济体的金融问题。过度的杠杆化，用少量的钱支付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，过度的杠杆化和延伸化是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目前过度的杠杆化没有解决，反而愈演愈烈，再一次证明危机没有过去。
因此总体而言，这些都表明了危机进入了新的阶段，但并没有过去。2007年的经济危机会经历三个阶段：第一个阶段是危机在不断地深化；第二个阶段是危机停止，开始调整；第三个阶段在调整的过程中逐渐的恢复正常。三个阶段都经历过了，危机才算过去，现在仅是第二个阶段刚刚开始。
对于每个阶段的特征，李扬解释到：第一个阶段是货币不断地量化宽松；第二个阶段是逐渐减少了刺激力度，逐渐恢复正常；第三个阶段是把第一阶段放出去的货币收回。
改革开放带来储蓄和人口红利 经济危机促使中国崛起
在经济危机发展过程中，发达经济体的变化不大，但变化最大的是中国的崛起。很多国家需要美国资金的流入来发展经济，但中国并不需要。在全球化经济的形势下，任何一个国家经济有变化，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。现在对全球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就是美国和中国，我国的任何一个政策都会对世界产生影响。
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形势似乎有一些好转，但欧洲的形势却在进一步恶化。债务问题、经济增长问题、通货膨胀问题、失业问题等都在恶化。还有日本，安倍上台之后实施的一些经济政策都是短期的刺激，日本的问题是结构问题。短期的刺激政策如果效果好可以为日本解决结构问题创造条件，但现在看起来，效果并不好。日本20年的经济停滞，它的特殊问题在于国土太小、对外依赖度高、老龄化严重、金融机构的问题还有小国寡民的心态，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降低利率，增加货币供应能够解决，所以日本的情况也不乐观。
因此发达经济体除了美国有所好转之外，其他国家都在恶化，而新兴经济体也开始逐步恶化。也说明了危机还在第二个阶段，会长期的在这个水平上波动，并会持续很长时间。
中国经济从1978年进行改革，在很长时间里经历了高增长，那个时候我国的国际背景是一路向上的。但我国在这场经济危机之中也没能幸免，只能说我国有特殊的地方也有与其他国家表现相同的地方。特殊的地方在于，我国于1978年进行改革，从根本上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瓶颈问题，就是储蓄不够的问题。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经济发展中资金不足的困境，靠外资是万万不可的，必须从内部解决这个资金短缺的问题。中国非常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，让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、储蓄率提高，然后储蓄率通过金融机构变成了投资，投资就是增长，必须有这样一个关键点的突破。
中国的改革开放突破了这个问题，从统计上看我国在1994年，储蓄已经增长的十分迅速了，直到2013年我国的储蓄率为51%，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。过去会说我国经济的发展依赖投资是不可持续的，但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是可以持续的。只要国内有储蓄，就能有投资。我国的投资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是因为有更高额的储蓄在支撑。因此在这次危机中可以应付自如，并可以在未来获益良多的只有中国。
另外，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有储蓄、还有人口红利。从表面上看，人口红利代表了就业的人多，实质而言是产生了一个良性的封闭环，即人口多——需要就业——需要投资——需要储蓄——人口多。
人口如何从负担变成了红利，背后依靠的是体制变化。不管未来的形式发展如何，仅目前来看，中国是一个大赢家，对于我国而言，现在的机遇是千载难逢的时机。
经济危机显露五大问题 改革是解决的唯一途径
以上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，但在这个全球化的背景之下，我国也无法脱离这个环境独善其身。再加上中国自身发展的特殊问题，会出现以下5个方面的问题。
第一个方面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。如果说下降的是水分，从10%的增长下降到7.5%的增长是通过挤水分挤出来的，即7.5%都是干货，那么即使增长速度在下降，也是良性的。因此经济增长设有上限是3.5的通货膨胀、下限是4.6的失业率。不超出这个水平就不采取措施，加紧进行结构调整，使得经济增长速度下降，它的净效果是挤出了水分，留下的是有效率、有质量的GDP。
人口的投入增长率下降，资本的投入增长率也在下降，如果科技进步可以顶上来，也能保持平衡。但科技进步一般都是很缓慢的，因此前两个方面的下降，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。也可以说成是结构性减速，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的事情是不可挽回的，不可能通过刺激政策让经济增速，如果有过快的增速，那就会是泡沫。
第二个方面是产能过剩的问题。这与我国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有关，因为我国的消费水平是平稳的，在短期内让消费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从研究上看，这几年的消费率实际上在下降。多年来我国靠的是出口提升增长率，现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不可能让出口有较大的变化，所以还要靠投资。但投资过多就会导致产能过剩，宏观平衡是刀刃上的平衡，稍有偏颇，就会出现要增长就要投资，投资导致产能过剩，也就是说不能不投资，但是不能投资到产能过剩的领域了，于是就要有新的产业，但新产业也不容易寻找。因此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调整经济结构。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转变那种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，调整经济结构就是调整过剩的产能。
第三个方面是房地产的问题。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们的心中之痛，总的来说就是不知道这个市场是一个什么问题？房子到底是多还是少？如果按销售数据来讲，人均占有40平方米，但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房子。因此房地产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心中无数，不知道房屋的供求关系如何？肯定是有人没有房子，但什么人没有房子？因为什么没有房子？与这群人相对应的房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下岗工人没有房子、大学生没有房子，那与之相对应的就不能是别墅，甚至不能是一般的商品房，应该是过渡性的廉租房。再有第二个问题是住房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问题，例如北京和周边县城的住房问题不能放在同一个供求关系上考虑。目前二线以下的城市基本上是供求平衡或者说是供应过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是不适合使用同一种政策的。
有两个方法会让这个事情水落石出，第一个是今年六月份的网络房产实名登记，可以解决心中无数的现象。第二个是城镇化的方略有了变化。在三中全会之前，很多对房地产表示乐观的人是寄望于城镇化发展的。三中全会之后对城镇化是一个全新的表述：第一个是确定农民的土地权利问题。第二个是土地权利的使用问题。第三这个权利是可以交易的。第四个问题才是城镇化的问题。其实城镇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土地的问题，而土地问题的主动权在农民手里，农民再也不能忍受地方政府低价收购其土地，在高价售出这样一种不合理的交易结构。这样原来意义上的城镇化就基本停止了。因为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鬼城，城镇化变成了房地产化，而房地产又没有产业的支撑。如果土地的产权进行了调整，会发现农民不愿意到城里来了，以后的情况是大部分农民在农忙的时候种地，其他的时间到城里打工。今年春节过后的“民工荒”正是显示出了这样一个新的现象，这个体制的变化会对房地产产生很大的影响。
第四个方面是金融领域乱象的问题。金融乱象指的就是货币泛滥，利率高悬，贷款难、贷款贵。之所以说是乱象，用我国与美国比较一下，美国虽热货币泛滥，但是其利率较低，是0—0.25%，并长期保持。货币多了，利率理应低一些才对。但在我国却是钱多，利率也多，这是十分不合理的现象。
第五个问题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。中国的总量没有问题，但结构上有问题，部分地区、部分领域会比较严重，而且中国政府地方债务问题又与地方财政有关，又与比较偏颇的城镇化有关。地方政府都是靠土地来还债的，在这个新的城乡一体化中该怎么办？这是一个金融领域的问题，也是一个宏观经济的问题。
全球经济在2007年进入了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危机，这个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发达国家，他们滥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权利，用货币无偿的占用其他国家的资源，无论原因归谁，调整的责任是全世界共担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全世界都必须改革，也就是谁对自己的危机认识的深刻，谁采取的措施最有针对性，而且比较全面，谁下的决心最大，谁行动最快，谁在未来就是世界领先的，而中国恰是其中的佼佼者。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来深化制度改革，中国必将崛起。
